国企改革三阶段目标递进 应着力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力

　　三阶段目标递进

　　近日，有关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的诸多猜测，在局部引爆市场热情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下一步改革走向提供了新的参照系。

　　负责国企改革整体性方案设计的国家发改委日前发文称，国企改革系列配套文件已基本形成，而18日召开的第十五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要增强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韧劲，要在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方案。预示本轮国企改革的力度和可操作性都将较以往有突破性提高。而媒体猜测的国企改革“1+N”方案，即先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再推出若干个与之配套的分项改革实施方案。从上海、广东等先行先试的省份来看，相关改革的试点企业已经选定，将着力探索国资国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目标定位与市场空间。而所谓的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之说，笔者认为，中央不会设定一个单一参照系，而是鼓励各级各地不同类型国企激活各自改革动力，只要在国资运营和国企发展目标上与顶层设计方案保持一致即可。

　　从时间序列来看，本轮国企改革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三阶段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第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严格意义上说起始于1984年，主要特征是“放权让利”，目的是使国企从计划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此轮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承包制改革并不成功；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则是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确立了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即从1994年起，国企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此后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了2700多家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路径。该阶段，国企改革诞生了诸多模式，也取得了不少突破，特别是培育出一批初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央企，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进而获取全球资源配置权打下了基础。

　　国企改革的第三个重要阶段起始于2013年，是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指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框架下，给出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路线图。根据该路线图，本轮国资国企改革，其目标指向是通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让主管部门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形成国资委、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企之间的三级结构模式，理顺监管者、资产所有者和微观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

　　此后，以北京、上海、广东等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各自出台国企改革试行方案，国资委则在115家央企中选出中粮等6家企业纳入试点改革计划，探索央企改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央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以及央企董事会行使高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职权试点等等。而在金融企业体制改革方面，以中信、光大和交通银行等为代表的改革试点获得了市场的积极反应。中国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改革则从今年启幕，其撬动整个金融市场的改革效应尚难以估量。

　　作为全世界经济改革领域最为复杂的命题之一，国企改革绝非几份文件和几个试点就能找出求解之道的。纲举目张，国企改革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国企的本质属性，其究竟是特殊市场主体还是普通市场主体，其在承担某些公益或曰社会职能的同时，是否应当获得某些特殊配置权。而遭到普遍诟病的国企在资源型领域和某些关键领域的垄断，是否应当在此轮国企改革中被打破，相应的适应竞争性市场体系建设的政府规制是否应当及时出台，以及作为特权标记的国企行政级别制，是否应当通过改革一步到位性取消；另一方面，如果改革是要还原国企的作为平等市场参与主体的本源地位，那么国企负责人对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合理追求与有效使用是否应当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是本轮国企改革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各地的试点方案还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所有关于国企改革的探索，其目标指向都需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国企在中国和世界经济棋局中究竟该有怎样的定位？对地方国企而言，尽管需要承担某些社会功能，但其作为市场平等参与主体的角色不可随意扭曲。换句话说，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要营造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环境中，国企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边界就容易明晰，国企、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由容易厘清。

　　志在提升

　　全球资源配置力

　　对以央企为代表的超级国企而言，能否培育出一批指标性的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的企业群，才是改革的最终目标指向。

　　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肯定不是消灭国企，全世界排名前十位的主要经济体中，都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企存在，因此，国企本非魔鬼毋需妖魔化。但在中国，之所以国企改革长期战略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位置，屡屡上头条，盖因中国拥有全世界最为庞大的国资国企体系，而关于国资与国企改革鲜有现成的参照系。因而改革的难度与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即中国的100余家央企，肯定不能单纯呆在国内市场中存在和发展，而是必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须在全球高端价值链环节要拥有一席之地。而从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央企来看，部分企业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发展，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竞争基础。

　　因此，此轮国企改革，无论具体方案如何，都不可回避一个重要目标指向：即必须造就一批（例如30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的中国国企集群。而这些国企要实现该目标，亟需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在股权结构、治理框架、企业文化、战略运营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进行相应改革，全面采用国际商业规则，使其不仅能够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丰田、三星等超级企业并驾齐驱，而且能够在全球化运营中萃取出具有国际普适性的中国企业治理模式。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国企所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都无法质疑其背后有任何政府动机。中国企业获取全球资源配置力的目标也将水到渠成。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